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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智库代表团首次出访伊朗实录

 时间:2019-07-24 12:11:51来源:网络整理
  伊朗古名“波斯”(汉称“安息”),与我们中华民族一样,都是拥有着悠久灿烂历史文明的古老国度

  伊朗古名“波斯”(汉称“安息”),与我们中华民族一样,都是拥有着悠久灿烂历史文明的古老国度。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在居鲁士、大流士等君主的多年征伐扩张下,就已经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可以说,波斯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都产生过重要影响。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应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国防战略研究中心的邀请,中事智库代表团满怀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共建友谊的美好愿景,首次出访这个古老而又陌生的国度,进行军事学术交流。笔者有幸作为“首访团”的团长,在访问过程中边走边看,在这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收获了很多知识,增长了不少见闻,出访中的那些细节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

  目力所及的地方,叫视野,而心力所能抵达的视野之外的地方,叫眼光。眼光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智库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希望,它的眼光有多远,决定着这个国家和军队能走多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身处危机边缘却看不到它。中方代表团与伊朗战略学者的首次思想碰撞,将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伊方高度重视此次交流活动,伊朗总参国防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伊空天军前副司令莫加拉迪准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一下飞机,莫加拉迪准将就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乘车亲自带我们前往伊朗总参国防战略研究中心。

  根据伊军的军衔设置,伊军武装力量最高军衔分为少将、一级准将、二级准将,二级准将以上为将军。少将军衔只授予总参谋长、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和极个别的军队重要领导,其余高级将领为一、二级准将。

  正因如此,我们在机场与莫加拉迪准将初次见面时,他特意向笔者补充介绍,“我虽然是一级准将,但相当于中将”,以表示伊方的接待规格和诚意。笔者笑着说:“我很敬重阁下,您是伊朗人民的英雄!各国的军衔虽然设置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非常感谢伊朗军方的盛情接待。”大家都笑着表示认同。

  伊朗总参国防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1991年3月28日,前身为1989年成立的总略研究中心,现任主任是伊朗前国防部长瓦希迪准将。中心还设有一位秘书长和三位分管学术、技术和规划、行政和后勤的副主任,这些职务大都由伊朗陆、海、空各军种卸任的司令或副司令担任。每逢中心有重大活动时,他们会准时到场,其余时间则每周半天在中心集中办公。

  该中心在伊朗的研究地位虽高,但却非常低调——五六层楼的一栋大厦,坐落在毫不起眼的小巷中,院子狭小到代表团乘坐的小型面包车想掉个头都颇为困难。

  到达中心后,瓦希迪准将亲自主持了欢迎中方代表团的仪式,并向我们介绍了伊朗各主要智库情况与此次访问的行程安排。瓦希迪准将说,伊军目前比较重要的智库有:总参谋部国防战略研究中心、国防部国防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国防大学等。伊军非常重视智库的参谋助手作用,所以,这些智库的主要负责人均由退役或现役的高级将领担任。比如,总参国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由他来担任,副主任和各领域研究负责人则由伊军各军种前司令担任,中心下设六个研究机构,分别负责研究国际与周边安全环境、战略与条令、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供给与国防技术、安全问题、资源与国防经济,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国防大学第一校长由伊总参第一副总长拉希德少将兼任,副校长和各院系主任均由伊各军种高级军官和地方担任。此后,在与伊国防大学座谈时,伊方还以多边安全机制研究项目为例,向中方代表团具体介绍了伊国防大学进行课题研究的基本流程。

  笔者感到,伊军学术机构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模式和方法,与我军计划性课题运转的方式非常相近,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侧重于由作战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担任课题组长,课题成员可以根据需要从全国遴选,外围支持专家200多人,重大课题的研究周期更是长达数年,成果由独立的委员会鉴定并上报。同时,伊军方智库还具备对外宣传功能,以扩大伊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代表团与伊方研究人员开展的第一场座谈,就是讨论对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看法。会议由莫加拉迪准将主持,中心各位副主任和来自不同部门的专家参加了座谈。

  座谈中,伊方人员的发言并不避重就轻,非常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伊方指出,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点。苏联解体后,两极世界格局转变为由美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但伊朗伊斯兰胜利与中国快速崛起对单极格局构成了挑战。因而,美西方试图通过两伊战争等行动,推翻伊斯兰的胜利成果,却历经40多年未能达成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样对美西方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为阻止中、伊两国在亚洲东西两侧同时崛起,美西方在中、伊周边地区采取了大量的“小动作”,试图扰乱两国发展。当前,南海和叙利亚频现紧张局势,就是美西方为遏制两国发展而采取的举措之一。伊方人员多次强调,中国和伊朗作为地区大国,应加强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的挑战。

  对此,笔者作为代表团团长作了积极回应。笔者说,今年是中伊建交45周年,中伊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伊两军关系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有句老话,“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中伊两国不是新朋友,而是老朋友。我们的友谊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历史上,尽管两国联系时有中断,但贸易、文化交往不绝于缕,“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永笃同好”(《明史·西域传》)。伊朗诗人萨迪曾说过,“朋友之间感情真诚,敌人就会无隙可乘”。我们高度重视中伊交流与合作,愿同伊朗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朋友、好伙伴。两国虽然历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乃至人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但并不影响两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看法。

  谈及当今世界局势,笔者提出了一些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人类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并不太平的世界,旧的安全问题尚未解决,新的安全矛盾又露出头角,新旧交织,令各国寝食难安。目力所及的地方,叫视野,而心力所能抵达的视野之外的地方,叫眼光。眼光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智库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希望,它的眼光有多远,决定着这个国家和军队能走多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身处危机边缘却看不到它。

  中伊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相似;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能互相尊重彼此的选择,不干涉他国内政,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都不愿受其他大国的摆布。因而,两国都应着眼长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项目对接,重视彼此的重大战略关切,为促进亚洲和平与稳定共同奋斗。这些年来,两国也正是出于这一共同认识,在经济文化多领域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伊朗的能源支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技术和商品,也帮助伊朗缓解了经济困局——这就是最典型的互利共赢模式。

  当前,世界各地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因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也成为这次研讨中的一个重点议题。

  伊方人员在座谈中多次强调,恐怖主义是一些西方大国为推进其利益,尤其是美国推行“大中东计划”政策的结果。西亚本就是一个缺乏稳定的地区,很多国家的国境线还是西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在西方国家的搅局下,当前,地区问题更显国际化。西方把恐怖主义区别对待,符合他们利益的称为抵抗运动,不符合他们利益的就叫恐怖主义,以此作为博弈的手段。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国家也在暗中资助恐怖主义,更助长了恐怖势力的扩散。

  伊方学者特别指出,地区问题应由本地区国家和人民来解决,而不应由外来势力插手。“伊斯兰国”就是外来势力插手的结果,是在所谓的“金三角”国家(美国、沙特、英国)的暗中资助下壮大的。该组织很多成员来自“基地”组织,得到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资金和人员支持,其实际目的是为了瓦解伊斯兰成果。伊方还强调,未来“伊斯兰国”即便是被打散,也还会转移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实施“独狼”式恐怖行动,这将对中国与已经实施的“一带一路”造成不利影响。伊方表示,中伊两国同是恐怖主义受害国,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恐怖威胁,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反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与伊方谈反恐这个问题,令笔者想起了本世纪初自己写的一篇关于反恐的文章,题目是《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20世纪在战争中等待和平》。文章发表在2000年12月28日和12月29日的《解放军报》和《环球时报》上,新华社、中新社及各大网站都有转载。笔者在文章中提出,“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已成为没有边界的、往往是阵线不明的战争所采用的有力武器”“作为20世纪的瘟疫,将成为下个世纪的世界遗产,异化为一场无休止的世界大战”“20世纪虽然过去了,但发展着的恐怖主义却在悄悄地与更多的种族和宗教国家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准战争行为’。这些新的准战争行为继续与强权、霸权主义结合,成为新世纪的根源”。这个判断不幸被今天的现实印证了。笔者对伊方出席座谈的朋友介绍了自己的观点,并表示,今天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第一,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世界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共同威胁。与特定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没有必然联系。带着国家利益的“有色眼镜”去反对恐怖主义,势必会导致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破坏国际反恐联盟的团结合作。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越反越恐。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留死角地与形形色色的和恐怖组织做斗争,才能让恐怖主义无所遁形。

  第二,必须根除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根除恐怖主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伊斯兰国”之所以在中东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治理状况较差是深层次原因。这些根本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恐怖主义就难以彻底根除。在这方面,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反恐基金,还积极推动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东是关键地区,伊朗是重要合作伙伴,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发展,消除贫困,共享繁荣,这必将有助于在中东地区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第三,必须加强全球反恐合作。针对“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从2015年8月起组建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实施空袭。但事实证明,打击“伊斯兰国”这种形式的恐怖组织,仅靠空袭远远不够,还要实施相应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仅靠军事打击远远不够,还要重视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人员和武器装备供应链;仅靠从肉体上消灭远远不够,还要从思想上、文化上消除极端伊斯兰教义的影响。这些不是某一国、某个组织甚至是某个地区能够独立完成的,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制定一个全面的反恐战略。

  最后,笔者不无感慨地指出,维护国际安全,各队责无旁贷。我们跨过地缘和文化差异,齐心合力,共同研究和关注重大战略问题,共同探讨寻找解决重大关切问题的办法,就是为了增进了解,促进友谊,为两国兴旺发达乃至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中伊两国的大国身份,是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历史考察和验证的。我们的伟大与来自万里河山,我们的永恒与灵感来自几千年的文明,我们身上的责任与痛苦皆因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别人的道路。中伊两国要坚持自己的道路,振兴自己的民族,就必须要有这份担当!

  伊朗武装力量十分独特,它由军队和卫队组成,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两支正规军的国家。其军队的前身是一战期间组建的“哥萨克”骑兵部队。1921年,礼萨·汗·巴列维正是依靠这支部队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二战后,伊朗军队在美西方的援助下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陆军外,又先后组建了海军和空军。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军队已发展成为一支以美式装备为主的强大武装力量。1979年,伊朗伊斯兰胜利后,伊朗新政府再次对军队进行改革和整顿,使之成为服务于伊斯兰政权的武装。

  与此同时,1979年2月,伊新政权还新组建了一支与伊朗军队同时并存的新的武装力量——卫队。卫队在随后的国内反对派及保护等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伊战争中,卫队迅速发展壮大,由装备轻武器的单一步兵,发展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军兵种齐全的正规部队。可以说,卫队是伊武装力量中的精锐之师,肩负着捍卫伊斯兰政权的重要使命。自成立之日起,伊就将发展重心放在卫队身上。近年来,卫队积极发展本事工业,进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实力显著提高。伊军最为仰仗的高端武器装备和核心技术,就掌握在卫队手中。目前,在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及军事预算上,卫队与军队相比明显占优。不仅如此,卫队还持续向伊、经济、外交等领域全面发展,已成为伊政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条令,是用简明条文规定的军队行动的准则。在条令法规体系中,共同条令覆盖最全面、执行最经常、运用最广泛,是军队各级组织和全体人员必须共同遵照执行的军事法规。此次出访期间,伊方临时调整行程安排,希望中方代表团能介绍一下解放军在条令编写方面的经验。对于这次计划外的“紧急拉动”,中方代表团该如何应对?由此,又引出怎样一段两军友好交往的佳话?

  笔者此次出访伊朗发现,随性、灵活、务实,是伊朗人非常突出的一个群体性格特点。访问过程中,伊方常常会临时增加或调整行程内容,并不事先商量。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感觉很意外,渐渐地,经历的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用餐,陪同的伊方礼宾官突然走过来对笔者说,次日上午双方的座谈内容有变,改成介绍中队的条令编写经验。礼宾官还补充说,条令编写是他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代表团一定要答应,与他们交流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方面的情况。

  中方代表团除笔者之外,其他五名成员都是来自不同部门的青年军官。他们虽然都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但没有一位从事过与这次座谈内容相关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双方在出访前的沟通中并无此类计划,所以,事前的资料准备无从谈起。

  既然对方态度坚决、诚意相邀,秉承“外事工作无小事”的原则,笔者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请求。凑巧的是,笔者当年从部队调到军事科学院的第一个部门就是战役战术研究部(后改为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该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部队条令条例的编写。

  当晚回到房间后,笔者竭力回忆18年前参加条令编写工作的点点滴滴,将它们都记录下来,再逐步进行梳理。这个梳理的过程,也让笔者对以往的工作经历和我军条令的形式及内容进行了一次难得的重温。

  就这样,笔者一口气儿干到凌晨四点钟。中国与伊朗有三个半小时的时差,算算时间,这时正是北京时间七点半,笔者于是拨通了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谭亚东部长的电话,把自己在整理座谈资料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告诉了他,请他帮忙再理一理思路,想想还要讲哪些问题、注意哪些情况。笔者对他笑言,这次真是远隔万里抱“佛脚”。与谭部长的一番交流沟通,加上对以往工作的总结梳理,让笔者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天色渐亮,虽然已没有时间再休息,但笔者对接下来的座谈有了充足的信心。早餐过后,座谈会正式开始。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条令编修的一名准将副主任,带了十多名军官准时到场,在简短的礼节性问候后,他们就直奔主题说,为了帮助规范和指导伊朗武装力量建设,他们此次专门来向中队学习如何编写条令。这阵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多余的客套。于是,笔者也不多谈其他,直接切中主题,首先就我军的条令形式和内容作了一般性阐述介绍。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条令,是用简明条文规定的军队行动的准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法规体系中,共同条令覆盖最全面、执行最经常、运用最广泛,是军队各级组织和全体人员必须共同遵照执行的军事法规。它包括《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其中,《内务条令》是规范军人的基本职责、军队的内部关系和日常生活制度的基本军事法规,是军队实施行政管理的基本依据;《纪律条令》是规范军队纪律的基本内容、要求、监督和奖惩措施的基本军事法规,是军队维护纪律和实施奖惩的基本依据;《队列条令》是规范军队的队列动作、队列队形和队列指挥的基本军事法规,是军队队列训练和队列生活的基本依据。则是规范军队战斗行动的军事法规,是军队组织实施战斗和训练的基本依据,它包括战斗概则和联合、合同、军种、兵种及专业等。早在战争年代,就提出了要“编制红军法规”的战略任务,并多次对纪律、内务等共同条令进行了修订颁发。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候没来得及编写颁发任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于1951年颁发试行了三大共同条令,并在报请主席亲自审改后,于1953年正式颁发全军统一执行。从1958年开始,主席先后从10位元帅中选调叶剑英元帅,从10位大将中选调粟裕和王树声两位大将,从57位上将中选调了八位上将,并从全军战斗部队选调了一批副师职以上干部,充实军事科学院研究队伍。建院伊始,主席就提出,“我们要集中一批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自己的来”的指示要求。当时,军事科学院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总结作战经验和编写。到了1963年,我军第一代《合成军队概则》《合成军队军师》《合成军队团营》《步兵》等已先后颁发部队实施。与此同时,军事科学院外军部也先后翻译了一大批外军作战条令和野战条令,为编写和充实我军条令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后,各军兵种也相继开始编写并颁发本军兵种的,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条令体系,为依法从严治军、建设强大国防创造了基本条件。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遵守和执行条令条例方面非常严格,从不打任何折扣。

  当笔者介绍到这里时,准将接过话头,非常赞赏地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领袖,他的思想很有预见性,我们很崇拜他,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他的许多思想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如果当今要再有个,世界就不会这么乱了。”

  笔者也不由点头赞叹道:“思想是中国党和人民军队的灵魂。中国的伟大和解放军的战无不胜,就在于坚持了思想。”

  笔者又接着对他们说,正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军事科学院研究专家奠定的坚实基础,以及几十年来所有军事科学院后来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解放军在编修条令方面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时俱进。注重根据战争形态的变化、战略方针调整和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情况,及时修改条令。第二,全军参与。在统一领导下,由条令编委会统一组织,办公室具体协调,集全军之力进行编写修改。第三,突出联合。联合作战是当前作战指挥、力量运用方式的重点,也是世界各队改革的重点,因而,当前中队的条令编修,着重突出联合性和操作性。第四,着眼急需。将反恐行动、网络攻防行动、海外维和行动等一揽子任务,纳入整个条令体系之中。第五,系统更新与滚动完善相结合。一般情况下,一代条令的周期为五至八年,整个体系确定后,统一立项。新领域、新力量、新样式的条令,随时立项,滚动编写。

  借此机会,笔者还就当前我军进行的重大改革向伊方作了宣传介绍。笔者对他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一代的作战条令已经实行了十多年,当前的战争形态跟条令制定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解放军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实行“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队和国防建设将发生很大变化,待新的编制体制落定后,新一代条令即陆续编修颁发,现正处于攻关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曾进行过十余次改革,光是笔者个人就经历过其中的七次。对比前几次主要以裁减员额为主的改革来看,这次主要是重构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调整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可以说,这次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结构性改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次自我重塑。

  最后,笔者还对伊方代表说,如果贵方感兴趣,可以通过两军协商,专门组织相关专家来中队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派专家来贵军进行学习。伊方对笔者介绍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希望以后能与军事科学院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之后,双方就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21日,伊朗总参国防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伯卡伊准将,率伊朗国防大学校长阿伯哈撒尼准将、武装力量执行条令编修主席孟沙迪准将等一行六人访问军事科学院,专门就条令编修问题与军事科学院有关专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交流。不过,由于行前准备不足,代表团没有配备波斯语翻译,临时找的翻译又不熟悉军语,双方交谈只能先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再由懂英语的代表团成员译成波斯文,这样一来不仅花费了许多时间,交流也多少打了折扣。

  在欢送伊朗客人的宴席间,我特意询问伊武装力量执行条令编修主席孟沙迪准将此行收获如何。他对笔者说,这次出访的收获很大,就是语言交流上打了一些折扣,不然会更有收获。双方约定,未来将再次邀请军事科学院条令研究专家赴伊访问,继续作进一步的交流沟通。

  此次随同伯卡伊准将访问军事科学院的,还有伊朗驻华国防武官、海军上校赛义德·阿里·萨马第恩。交流中,双方不约而同地又聊到英雄情结。伊方人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2年4月6日,中国商船“祥华门”号,在阿曼湾恰赫巴哈尔港附近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当时指挥伊朗海军导弹快艇解救28名中国船员的就是萨马第恩上校。笔者闻言非常高兴,专门向萨马第恩上校敬了一个军礼,并请他介绍解救人质的过程。听完讲述,笔者由衷地赞扬他的机智勇敢、多谋善战,并说道:“你是伊朗人民的英雄,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你解救的不仅是28条生命,也是28个中国家庭。你用生命和智慧谱写了中伊友谊,中国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为此,笔者专门向萨马第恩上校赠送了一幅真丝织锦画《长城卷轴图》,以表谢意。

  萨马第恩上校双手接过礼品,非常幽默地说:“我也是从中国的《孙子兵法》和那里学来的智慧。长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它雄伟壮丽,我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中国!”他还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了句刚学会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

  在场的伊朗驻华大使和伊方代表团成员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伯卡伊准将还当场宣布:“萨马第恩上校是我们两国的骄傲,两国的英雄。我们两国都是热爱英雄的国家。不久前,我们国防部决定由萨马第恩上校到中国担任武官,这是对他最大的褒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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